红色档案中的禁忌回声
在中国建国后的早期岁月里，有许多事件被视为敏感甚至禁忌，不能在公开场合讨论或记载。这些事件常常与党内斗争、历史错误和社会不公有关，它们的存在对当时的政治稳定构成了威胁，因此被悄无声息地从公共记忆中抹去。然而，在一些秘密文件和个人回忆中，这些“建国后不能说的事件”留下了痕迹。
首先是土地改革期间的迫害。在1950年代初，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以削弱旧势力的影响力并推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过程中，很多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遭到了残酷镇压，但也有一些普通百姓因为不幸成为这次运动的一部分而受到牵连。他们可能因言语上的疏忽或者家族背景而落入陷阱，被强行拆迁或者家产没收，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官方宣传淹没，只有极少数幸存者知道真相。
其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规模冲击。在1966年至1976年间，由毛泽东发起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导致全国范围内的混乱和破坏，一些人因言语冒犯领导或参与反革命行为而遭受迫害。此时，不仅是文革中的所谓“四类分子”，即资本主义路线分子、右派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以及坏elements，还有那些没有明确政治立场但被错打误撞的人，也都成了批斗对象，这个时期共青团员学生甚至普通民众也会因为一句未经允许的话语而面临严重后果。
再来就是关于劳改营生活的情况。虽然官方提倡劳动教育，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因为各种原因进入了监狱或劳改营，其中包括冤狱者及无辜者的悲惨命运。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面临着极端艰苦的工作条件、高昂的地理死亡率以及精神折磨。而且，即使是在解放之后，许多人的家庭成员也不得知他们是否生还，这种隔离带来的心理痛苦也是难以衡量的。
此外还有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当局对于宗教活动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包括关闭寺庙道观、大幅减少僧侣数量等政策，而那些坚持信仰的人则可能面临逮捕甚至更严重的手段。这造成了大量信徒失去了宗教生活空间，同时也让政府与宗教界关系紧张，对于这种情况政府通常采取的是隐瞒处理方式。
另外，那些涉及到特定民族问题的小说故事也是禁忌话题之一。一方面，当局鼓励各民族之间友好交流合作；另一方面，对于某些地区发生的小规模冲突，如藏区、新疆等地的事情，则往往会通过媒体屏蔽或者将其描绘成内部矛盾解决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从而避免引起其他民族恐慌或是不满情绪。但实际上，这样的处理方式往往加剧了彼此之间的心理隔阂，使得真正的问题依然悬浮在表面的平静之下。
最后，是关于知识份子的处境。在1957年的“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之后，一时间出现了一股自由化浪潮，但随后这个风潮迅速转变成对知识份子的批判，大量的人因此受到指控，其思想认为不符合党的主张，被送进监狱。大多数时候这些事情都是通过暗示来进行，而不是直接提及，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从而保护国家形象。不过，这样的做法并不改变事实，即知识份子的言论自由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敏感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