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王朝定都之路犹如现代城市规划需谨慎选择地利和人心
《中国近代史》内容介绍：历代王朝定都之路，犹如现代城市规划，需谨慎选择地利和人心。从黄河流域的半坡、红山到长江流域的河姆渡和良渚，每个文明古国都以河流为自己文化的起点。然而，由于南方树木茂盛、瘴气甚多，洪涝灾害严重，北方文明逐渐取代了这种南北共荣的局面。
中国三个奴隶制王朝都将都城建立在黄河岸边。夏朝的首都是在黄河北岸二里头；商朝屡次迁都，最终定于朝歌；周则定都镐京，也就是陕西西安附近；东周则定都洛阳。当时，在黄河附近出现很多大城市，但就地理位置和交通环境以及军事条件而言，当时所有的大城市都不可以与洛阳相提并论。
咸阳背靠华山，面朝黄河，同时处于关中平原，有利于通商往来对外。在春秋战国时期，只有秦国开关拒敌，而秦朝西南土著文化较低，可以任意吸收吞并。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首都是从楚地迁至咸阳，这里的位置得天独厚，让秦国得到了经济落后的便宜，并实现了经济一元化。
汉武帝依旧利用这一独特优势，使各地方拱卫京都。此时北方少数民族危机显现，而长安虽然凭借函谷崤山抵御内部叛乱，但背后的西域却是给匈奴开辟的通途。在此情况下，班骞凿空出使西域，以团结西域国家，一方面促进商业繁荣，一方面利用西域作为缓冲带减轻长安兵临城下的危机。
东汉建都洛阳，不论是魏晋还是北魏等政权，都建都洛阳，是出于经济、交通考虑。而南方经过吴、东晋、宋齐梁陈历发也已经成为南方的经济中心。南京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无论内水航运还是海运，都具备相当条件。而这段时间称作“东西两京制度”。
隋取代北周，继而统一全国，此时南方经济已经开始和北方经济并驾齐驱，在某些新兴领域已经超越北方，如种茶养蚕等。这段期间，“上有东西两京”，但是在这个时候，大运河被修造，便于控制南方，加强与中央沟通，同时将洛阳作为运河中枢体现其重要性。
唐末前后遭遇战乱破坏及匈奴战争，以及农民军占领长安，使得长安失去了作为首都市的地位，而经济重心向东移，使得长安不再适合担任首都会。这一时期，是一个过渡性质的东西两京制度。
唐末以后，由于是战乱频仍及内忧外患，对抗突厥与回纥等族群，以及对抗其他少数民族导致农业生产停滞，这对于那些依赖农业生产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地区开始发展新的产业，比如种植茶叶或养蚕，这些产业成为了一种新的生计方式，它们主要集中在今天我们所说的浙江省甚至更远的地方，从而导致了历史上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税制改革”——货币税制，即用银钱支付税款反映出了社会结构变化的一部分。这意味着这些区域可能会变得更加富裕，因为他们不再需要提供大量食物作为贡品，而且他们还能通过出口商品获得更多收入，这进一步加剧了地域间财富差异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力差距增大造成分裂局面的加剧.
随着宋初实行均田法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士兵，以稳固中央集权，也表明当时已意识到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但由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问题，因此一直到元末清初才真正进行土地改革，并且只是针对极端贫困的情况进行调整，不涉及根本性的改变
在《中国近代史》内容介绍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地理政治格局，其中每一次转折点似乎都是由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引起的一系列事件，为我们的理解提供了深刻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