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长征前夜斗争如同传统经典民间故事中的反复考验
博古与李德曾考虑留在江西老根据地，既不让他去，也不让他留下，这样中央就能摆脱这个“包袱”。当年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和李德，一个是中央“一把手”，一个是国际钦差“太上皇”，他们处于中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个人历史上最为显赫辉煌的时期。然而，他却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的总头头，在党内成为“控制使用”的“靠边站”干部，仅因苏区军民还给了他个“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的虚衔。在博古、李德掌权时，他只能挂名，不得参与重要决策，只能陪同参加会议末位观察。
就在因为健康原因难以经常参加高层活动时，博古和李德策划将其送出国治病养身，让他远离影响力，以免总是在近旁造成防范。假如去了外国，被王明、国际[注: 国际即第三国际]及斯大林监护，就可能被压制或改造，从此皈依国际路线。然而，莫斯科没有接受他们的计划，因为正值反围剿紧张时期，一切应坚守阵地，不准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的出国养病。
结果使博古、李德计划落空，但却促成了新的发展。当转移前夕，他向供给处领取行军装备，却发现自己名字未列入名单，只好眼睁睐之。他后来悟到，如果过去能够从无到有，现在经验更丰富，更可再创大业重振威风，将留在起家发家的地方，即放虎归山，为重新东山再起提供了机会。因此，他们决定收回成命，将他的名字从另册提拔到正册批准随军转移，并允许发病时可以享受重伤员待遇。此举深受人们赞赏，对自己的安全保障也有所期待。而对于博古与李德而言，他们成功活学活用了斯大林引用过的外国典敌，从而断绝了他的后路，而暗自庆幸自己的智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