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红军长征前夜的斗争犹如一幅反复描绘历史人物事迹的画卷
博古与李德的长征前夕，一个关于如何处理中国近代史上关键人物的事迹展开了反复的争论。他们曾考虑留在江西老根据地，让博古和李德成为历史上的“包袱”。然而，在赣南中央苏区，博古和李德不仅处于中国和党政军权力的顶峰，也是他们个人历史上最显赫辉煌的时期。然而，他们却遭受了严厉批评，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的代表。
尽管如此，他作为苏维埃主席、党代表、总政委，并得到毛主席的信任，但却被安排在一边等待，不得参与重要会议。他即使偶尔被召唤参加会议，也常常是末位观众。尽管如此，他并未真正沉默，只是在行使韬晦之计。当时，“博古已经听到一种谣传，说他在军队里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
就在这个时候，博古和李德策划了一次真实性的照顾，让他出国治病，以免成为不安定因素。但国际执委会没有接受这一计划，因为正值反围剿的紧张时期，每个人都应坚守阵地，不应离开根据地。这一计划落空，但却给了博古和李德另一种想法——让他留下，与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留守原地。
后来，当供给处准备发放装备物资时，发现他的名字不再列入名单，这才发现他被列为将要被甩掉的人物。在此事暴露后，一致认为应该让他随军转移。面对这些意见，有些负责干部提出说情，为何不将其留下？因为他的名望，对内外交代不好。而且，现在把他丢下，是不是太不仗义呢？
博古忽然悟到，如果过去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拉起一支军队，现在经验更丰富了，更可以再创大业重振威风。不如将管束起来，让他还跟在中央机关里，以切断其“后路”。这就是他的新想法，而周恩来也支持这一点，因此决定收回成命，将他的名字从“另册”上提拔到“正册”上，并允许他随军转移。当人们为此深感中央领导圣明而庆祝时，也有人暗自庆幸自己和李德活学活用斯大林的话，从而断了某人的后路。
